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皓月禅心的网易BLO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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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现代】略说唐代的禅诗与诗僧  

2014-08-17 20:31:57|  分类: 佛法人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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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【现代】略说唐代的禅诗与诗僧 - 皓月禅心 - 皓月禅心的网易BLOG

     源自佛学研究网 作者:吴言生

   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后,到唐代的几百年间,充分与中国儒道融合,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。唐代佛教极为兴盛,形成了许多宗派,佛教典籍浩繁,僧侣无数已是唐代士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实。
 
    唐代也是诗歌与佛教新变繁荣的时代。禅在各宗衍化下至唐代禅宗兴盛一花五叶,诗在六朝的发展下,至唐代成熟而诸体均备,此时的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,高僧与文士有密切的关系。就文士方面来看,文人礼佛与方外僧徒过往频繁,诗作中多涉禅语、用禅典、示禅机,以禅入诗,进而以禅喻诗等,也显见唐诗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的新发展。就禅僧方面来看,从晋代支遁、慧远的禅理诗开始,直到唐代,形成诗僧辈出的现象,由佛经翻译的偈颂到禅师颂古、示道的禅诗,以诗寓禅在唐代有了大步的发展。
 
一、唐代的禅诗
 
    禅那,此云静虑,谓静心思虑也。简言之,禅原是禅那之意,它起源于古印度的瑜伽,后为佛教吸收发展,成为“思维修”,是修证觉性的方法,也就是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,六波罗蜜中的禅定。东汉安世高所译的《安般守意经》属小乘禅法,专主习禅入定,发展至大乘禅以菩萨行为主,我们统称为佛教禅门。到了禅宗兴起后,禅特指不立文字,直指本心的“心地法门”,禅宗称之为“本地风光”,是人正心正念下的清明自性。北宗神秀系主“住心看净”,南宗慧能系主“定慧等持”“即心是佛”。不管各宗各派法门如何,禅是中国佛教基本精神,是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,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,与诗歌的本质是可以相汇通的。
 
    诗是情志的咏叹与抒发,透过韵律化的语言而成。《尚书·尧典》云: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”《毛诗序》也说:“诗者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吴战垒《中国诗学》说:“诗从本质上说是抒情的,抒情诗的产生是人意识到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对立,独立反省的意识,一面通过意识的反光镜认识世界,一面又从反射到心灵的世界图像中省视内心的秘密。”
 
    由此可知,诗是着重心灵主体与精神世界的一种文学。诗之象征性有助示禅,多为禅师引借运用;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,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,已是唐人普遍的现象。
 
    诗与禅之所以能互相融通,主要因其有相似的某些特质。介绍这方面的论著极多。胡晓明《中国诗学之精神》认为:“诗禅沟通之实质,一言以蔽之曰:将经验之世界转化而为心灵之世界。”周裕锴《中国禅宗与诗歌》认为:“诗和禅在价值取向、情感特征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,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。”即“价值取向之非功利性”、“思维方式之非分析性”、“语言表达之非逻辑性”及“情感特征表现主观心性”等。孙昌武《诗与禅》认为:“禅宗的发展,正越来越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的主观心性,越来越否定修持工夫而肯定现实生活。而心性的抒发、生活的表现正是诗的任务。这样诗与禅就相沟通了。”袁行霈《诗与禅》一文指出:“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,都重视启示和象喻,都追求言外之意,这使它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。”
 
    诗禅交涉在诗歌创作上以唐代文士禅机诗和诗僧示禅诗为高峰,但在诗歌理论上,此际方为萌芽期,以禅喻诗在宋代才大行,明清仍盛。但唐人以禅喻诗,诗论上开创意境说,着重空灵意境的追求等诗学观念,都已有了起始端倪。
 
    唐代文人习禅的风气很浓。许多文人都在习禅方面很有作为。盛唐王维号称“诗佛”,他中年好佛,宴坐蔬食。他的诗是唐代诗人中最能传达出禅悟的过程、体验与境界者,这已是历来诗家公认的,他在《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》中云:“龙钟一老翁,徐步谒禅宫。欲问义心义,遥知空病空。山河天眼里,世界法身中。莫怪销炎热,能生大地风。”
 
    裴休则一生奉佛,公余之暇还与僧人讲论佛理,他曾迎黄檗希运禅师至州治的龙兴寺,著有《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》一文。即使以道、儒著称的诗人李白、杜甫,也有习禅之举。李白有《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何人也》一诗云:“青莲居士谪仙人,酒肆藏名三十春。湖州司马何须问,金粟如来是后身。”此诗虽为戏言,对湖州司马名迦叶的调侃,但自许青莲居士,用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之典,也可以看出他受过佛教熏习。除圆熟运用佛典外,李白对佛理的认识应为不浅。李白集中涉禅之作不在少数《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》云:“观心同水月,解领得明珠”,《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》云:“花将色不染,水与心俱闲,一坐度小劫,观空天地间”,这些都是禅语禅机之作。杜甫对佛教的领会早已有学者论及,他在天宝十四载所作的《夜听许十一诵诗》曾云:“余亦师粲、可,心犹缚禅寂。”晚年《秋日夔府咏怀》又云:“心许双峰寺,门求七祖禅。”七祖指的是北宗普寂,可见杜甫对佛教心向往之。
 
    至如中晚唐,元、白、韩、柳、刘禹锡、贾岛、姚合、李商隐、温庭筠,没有不涉及禅学的。柳宗元中年亲佛,《送选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却自云:“自幼学佛,求其道,积三十年”。他与石头希迁、马祖道一弟子往来有年,《送僧浩初序》是他与韩愈论佛,舍世道求佛道的宣言。刘禹锡早年曾拜名僧皎然和灵澈为师,中岁与僧元、浩初、惟良等往来,现存《刘宾客文集》中至少有与僧人往来诗廿余首。白居易对佛教的濡染既多且杂,他自称“栖心释氏,通学小中大乘法”,晚年称为“香山居士”。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,日常生活是焚香、扫地而坐,与皎然唱和为友。刘禹锡信仰禅宗。贾岛本来是僧人,名无本,后来还俗。李商隐的诗中大量引用佛典。中晚唐的许多文人可以说是“披着袈裟的文人”,由上可见,唐代诗人习禅的普遍性。
 
二、诗僧
 
    中国文化自佛经传译入中土后,文学、思想、社会、习俗都有进一步融合佛教的痕迹,在诗歌方面渐而形成以禅入诗,以禅喻诗的现象,在佛教僧人方面,也融合着内学、外学,禅僧多以诗示道,以诗颂古,这是诗禅交汇光芒所形成的文化现象。
 
    偈诗的发展有前后不同阶段的流衍变化。早期佛经翻译的偈诗是一种面貌,至东晋僧人能诗,以诗道,又是一种面貌,演变至唐,诗僧辈出,禅宗兴盛,以诗说禅示法或做象譬、暗示的禅诗偈颂更形多元面貌。例如《坛经》中神秀与慧能的示法偈是纯粹的哲理诗,僧璨所作的《信心铭》、永嘉禅师《证道歌》也都是较近哲理化的古体,晚唐五代“五家七宗”以文字斗机锋的开悟偈、示法、传法偈,是质直的五七言诗歌体裁,寒山、拾得、灵澈、皎然等诗僧的乐道之作,肯定人生,表现情趣,则保有丰富的诗歌艺术,也不乏严整的五七言律体等等。据近人覃召文所考,东晋时期由于时尚三玄,促进僧侣与文士的交往,造就诗僧形成的温床,康僧渊、支道林、慧远等成为中国第一代诗僧,此后诗僧俊彦辈出,《世说新语》、《诗品》中也多有称述。晋宋诗僧诗作多偈颂,作品数量很少,且乏诗味,这种现象到唐代才改观。王梵志是隋末唐初开始大量为诗的僧人,作品多达三百余首,此后寒山有六百首、拾得有五十余首,诗僧作品量虽增多,但诗语俚俗诙谐,仍难登大雅之堂。诗僧在诗质与诗量方面都能有跻身士林,齐致风骚的成就者,要到中晚唐时期,特别是以皎然、贯休、齐己三人为代表的僧俗唱酬集团,“诗僧”一词至此才正式诞生。
 
    “诗僧”一词应代表僧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自觉,诗于僧人不仅仅是修佛余事或渡众方便而已,覃召文认为:“在中晚唐之前,僧侣固然也作诗,但大多把作诗看做明佛证禅的手段,并不把诗歌看成艺术,而比较起来,中晚唐诗僧往往有着迷恋艺术的创作动机。”这点看法深深值得肯定,因为中晚唐诗僧专意为诗,认真寻索诗禅二者的矛盾、依存与主次关系,最后不仅不舍诗事,更以诗禅合辙的方式从事创作并归纳融会禅法于诗歌理论。
 
    唐代有名的诗僧有王梵志、寒山、拾得、丰干、庞蕴、灵澈、皎然、贯休、齐己等等。王梵志多偈诗,全唐诗则未录一首。寒山的诗收入《全唐诗》卷806中。二人诗虽通俗,但寒山较王梵志更有雅调。例如:“我昔未生时,冥冥无所知。天公强生我,生我复何为?无衣使我寒,无食使我饥。还你天公我,还我未生时。”(《王梵志诗校辑》卷六)“闲自访高僧,山万万层,师亲指归路,月挂一轮灯。”“闲游华顶上,日朗尽光辉,四顾晴空里,白云同鹤飞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806寒山诗)由以上三首诗中可知寒山诗具清气,多自然意象,华彩也胜梵志一筹。拾得诗今存50余首,收入《全唐诗》卷807。这是初唐诗僧的风彩。盛唐及中晚唐僧则韵如松风,淡然天和,有许多境高意远调清的神韵诗作。
 
    从唐代诗僧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意与禅意兼得,都能成熟地转化自然意象,成就清净禅境。例如:齐己钟情于诗又归心于禅,诗染世情,禅求寂心,二者在他的《白莲集》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在诗情方面,齐己时露亲族与家国之思,也多僧俗友人之思,在禅寂方面,齐己也曾示道参禅,不少静坐冥思之作,能提供禅者悦心的悟境。他基于“诗僧”的醒觉,不断兼论诗禅来寻求超越。齐己以一僧人而嗜诗,在诗禅的离合心路上,有一番耐人寻思的况味。由于诗僧的自觉,带来诗僧创作的高度繁荣,《全唐诗》录诗僧凡115人,僧诗凡2800首,诗作46卷,并且大部份诗僧都集中出现在大历以后的百余年间。成就最高者属皎然、贯休、齐己三人,诗共1920首,后人遂有《唐三高僧诗集》的编纂,齐己诗八百余首,占合集的三分之一强,在意象与诗格上都有极精萃的成就,足为中晚唐诗僧观察的重点。诗僧是诗禅融合的具现,他们嗜诗习禅兼得,两不相碍,“吟疲即坐禅”“一念禅余味国风”,在唐代诗坛上蔚为多元风彩。
 
    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最能概括出诗僧的面貌:“自齐、梁以来,方外工文者,如支遁、道猷、惠休、宝月之俦,驰骤文苑,沉淫藻思,奇章伟什,绮错星陈。(至唐)有灵一、灵彻、皎然、清塞、无可、虚中、齐己、贯休八人,皆东南彦秀,共出一时,已为录实。”
 
结语:
 
    诗禅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史上除“格义”之外的一大问题,也是诗学发展与诗歌历史上的重要问题。唐代是禅宗鼎盛、诗歌繁荣的时代,诗禅交互影响在唐代已有全貌,因此作为观察诗禅交涉的断代重心,极为合适。在中国文学上,特别是诗歌与诗学上,诗禅共命的历史从唐代已奠定好基础。诗僧们实践了诗禅之间由矛盾到统一的过程,成就了幽栖乐道的清幽诗作,蔚为唐宋以下文学风尚的林下逸韵,同时又以禅论诗,喻显诗歌幽微胜境,这是诗禅文化史上韵姿幽迥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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